书写历史激流中的信仰之光
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位于上海的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特务加紧搜捕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从这段历史出发，作家孙甘露在参考大量革命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构造，创作了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这部作品融红色题材、类型小说和文学笔法于一体，别开生面地书写了历史激流中的信仰之光。
作品叙述了一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党务调查科在秘密会场逮捕了12名地下人，在取保条件下将他们释放。地下党员们明白，自己仍被关在无形监狱里，他们需要在被监视的情况下辨别出内部的叛徒，同时与瑞金派来的新领导人取得联系，继续完成上级交办的特殊任务。在主人公陈千里领导下，这些地下党人与敌人机智周旋，建立了一条从上海通往瑞金的秘密交通线。为了迷惑敌人，他们中一些人义无反顾地充当“钓饵”，被再次抓捕，甚至佯装叛变，以假口供转移敌人视线，最终成功将关键人物转送至苏区。
小说故事紧扣读者心弦。作者没有一味追求悬念，而是以深沉冷静的笔法从容叙述，铺陈出险象环生、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虽然所述情节危机四伏，变化奇诡，但回想起来，始终合情入理，保持着现实生活朴素的质感和逻辑。这部作品最大程度忠实于生活与历史的本来面貌。虽然悬念迭出，但不是为悬念而制造悬念，每个人物的举止动机都很平实，并有生活依据，如此才能让读者信服，让读者在被情节吸引之后，进一步领会故事背后的深意。
这一类型的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往往注重正面人物的机智勇敢、反面人物的凶残狡诈。《千里江山图》不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写出人物背后的立场与信仰之争。小说里的叶启年本为大学教授，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成为骨干，建立了秘密特务组织；陈千里是他的学生，起初崇拜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爱上他的女儿叶桃，并受叶桃影响走上信仰的道路。陈千里和叶启年之间无可避免地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作者深究他们彼此政治观念的对立，在对比中写出红色信仰的初心可贵，写出革命理想的光芒闪耀。叶启年妄想在思想上肃清，但他接触的人，信仰坚定到不计得失、无惧生死。小说塑造的方云平、凌汶、林石、陈千元、董慧文、卫达夫、李汉等人，为了伟大理想从容就义。开篇中在四马路菜场跳楼自尽以发出警报的那位员，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这种献身理想的精神，正是中国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作品将激烈谍战写至理想信仰的终极对决，体现了作者把握历史、提炼历史的功力。当然，小说在具体的人物冲突和故事细节上，还可以处理得更饱满更巧妙。
作者在《千里江山图》中调动了多年的文学积累和经验，在小说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节奏等文学性方面进行了探索。整部小说于冷静练达中书写生死较量，在历史激流中彰显信仰之光，动静相宜。这样的作品也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如何在类型化表达和文学性追求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胡 平）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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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实施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复苏。与此同时，一系列超常规政策的出台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
